成天一大堆人跟着喊林少爷,都对我极好的……”父亲总是这麽回忆,然后轻轻地叹一口气,望着梳妆镜前奶奶的嫁妆发呆。
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许多地主挨批|斗,甚至有一些地主被枪毙。但我爷爷是个好人,乐善好施,修桥铺路,人们都摸着一颗良心,没有去惹爷爷。
土地改革以后,爷爷的耕地几乎被削割没了,但依旧留下来了一小片自留地。那一片自留地是最肥沃的,风水也好。我们家人都不会种地,有的贫农想多做些活补贴家用,还回来找我爷爷,帮他做短工。
虽然家境不如以前,但依旧很安逸。没成想,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就在这麽短的几十年里,爷爷就从“老爷”变成了“地富反坏右”。
再说我的父母,他们都读过书,父亲是机械工程师,母亲曾经留洋学医,回来当了一名妇科大夫。这样的背景,这样的家产,自然就使我们家落入了文|革的漩涡。
下面就该正式讲述我的故事了。
我记事儿比较晚,而且忘性大,六岁的记忆就已经很早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五月,春末夏初,在一个昏沉的夜晚,我和父母吃过了晚饭,一直枯坐着,爷爷奶奶去东边房间里休息了,偶尔传来一声爷爷的干咳,房间里一片朦胧的深蓝色。
不知道过了多久,母亲没有去开电灯,而是划亮火柴去点那盏收藏的油灯。火光忽闪忽闪的,母亲点了好几次都没点着。她一口气吹灭火星,幽幽地说:“最近老是觉着哪里不舒坦,没准儿有甚麽事儿。”那语气,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抱怨甚麽。我一瞬间觉得气氛诡谲无比。
当时爷爷奶奶都得着大病,他们的身体状况都很不乐观,置办的产业又很难立足,我们家的情况虽然还算富足,但比起以前,真的是人间天上。
“咱妈那个病,按照那位老中医说的,冲点观音土试试?”父亲低沉的嗓音响起,“我看那病悬得很,明明查不出甚麽,妈却难受得死去活来的。”
“别。那个没用。”
“万一有点儿用哩?”
“你死了那条心罢!”母亲的声音里透着一点威严,“不会有用的。”
“那要不明天我去老庙前面找个黑瞎子给算算,看能不能挺过今年?”
母亲猛拍一下桌子,却尽力地压制着声音:“那管个屁用,我学医的我不知道?她老太太了有个毛病不很正常的……我跟你说——”
父亲制止住了母亲,说:“我知道了,你别让他们听见。”
母亲便不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电灯才被打开,房间里大放光明。我正眯缝着眼睛适应亮光,就觉得脑门子被拍了一下。“小孩子瞎听甚麽?我还以为你出去野了呢……”母亲叉着腰,装作威严地说,“起来,别在炕上坐着,我缝缝被子。”
我突然心情大好,心说刚才是因为气氛太压抑,我才不敢挪窝的。我从炕上窜下来,几步就跑到屋外头去了。
此时外头已经半黑了,我在家门口的青砖路上撒着欢儿,一边跑一边大声喊:“吃牛奶,喝面包,夹着火车上皮包。出门看见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砖头!”
没人应我。
我又大声喊:“哥们儿哥们儿够意思,咱俩去买那焦栗子,你吃皮儿,我吃瓤儿,哥们儿哥们儿够意思!”
这时间壁的王姨端着饭碗打开大门,后面跟着“王钩得儿”也端着饭碗。
“俺还没吃完饭哩,”他一边飞快地扒饭一边冲我喊,“待会儿我找你,你先自个儿玩罢,晚上我去看我的小妹妹去!”
“王耕耘他小姨生了个胖闺女。”王姨笑着对我解释。我“噢”了一声就没趣地走开了。
“王钩得儿”的大名叫“王耕耘”,和我同岁。还记得我们刚搬到这栋大宅子里,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被母亲收拾得利利落落,而他衣衫不整,满脸是泥和汗,正吮吸着大拇指,瞪着圆溜溜的眼睛好奇地看我。
我装作小大人似的问他:“你叫甚麽名字?”
“王钩得儿!”他一下子把大拇指从嘴里伸出来,很硬气地说。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就介绍自己:“我叫林庆华……”
后来我才知道,“王钩得儿”原来是“王耕耘”,他小时候嘴一直很笨很笨,只有王姨能句句都听懂他的话。在我看来,他有好多发不清晰的字似乎是因为他懒得动嘴。之后,我俩成了朋友,我平时就叫他“王钩得儿”,只有装作严肃的时候叫他“王耕耘”。
王叔叔在我爷爷的地里打过长年,也打过短工,是一个看似宽厚、实际很精明的汉子。每次见到我,他都把粗糙的大手放在我的头上,让我有种心安的感觉。父亲的手掌也很大,但他从未有过这样的动作。
但有一次我从村东头儿回来,路过我们家种黄豆的耕地,就看见王叔叔站在磨盘前,把甚麽暖黄色的东西往自己的破口袋里装着,他的眼神有些贪,有一些我说不出的东西。
我这个人比较小气,尽管我也觉得自己有些不地道,但还是飞快地跑回家去告诉了爷爷。爷爷摆摆手,似乎有些忧愁:“随他去,别人占点便宜也无妨。他们家是太苦了。”
爷爷虽然是地主,但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麽坏。甚至他很善良。
有一天晚上,王钩得儿被父母逼着,要去寻找他们家丢了的大公鸡,哆哆嗦嗦地跑到我们家来。爷爷安慰他不要怕,还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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