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月还是没有任何进展，所有的人都对双方胜利分外关注。
我用新的名字重新开始了地下逃亡网络和暗杀的活动，但是始终没有再见到罗斯托克，他好象彻底地消失了一样，再没有任何消息。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我还可以像牵挂亲人和朋友一样地牵挂他。
１１月份苏联军队开始了反击，卷进了斯大林格勒巷战的鲍罗斯集团军被打得灰头土脸，当我们都在为此庆祝的时候，希特勒就拼凑出了一个“顿河”集团军开赴东线战场，而且命令武装党卫队在法国的三个最强大的师迅速进入哈尔科夫东南阵地，准备配合“顿河”集团军进攻那个已经成了废墟的城市，营救鲍罗斯第六军团。
这三支倒霉的军队是“帝国”师，“骷髅”师，还有……“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
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上帝要把对那个金发男人的考验持续到什么时候。
于是我开始分外关注东线战场的情况：
当苏联军队打垮了“顿河”集团军，消灭了鲍罗斯集团军以后，他们迅速扑向了哈尔科夫，准备乘胜追击，再来个“斯大林格勒战役”。但这个时候那三支党卫队王牌师证明了他们在德国陆军中坚如磐石的地位。他们的抵抗顽强极了，守在各个防御阵地的武装党卫队士兵几乎是玩命地打，有的阵地甚至被苏军猛烈的炮火夷为平地，士兵全部阵亡后才丢失。有的则是在丢失阵地后迅速组织反击，一小块儿地方经过几次、几十次易手后才决出胜负。
我不知道罗斯托克是否还能在数倍、甚至十数倍于己方的炮火攻击中幸存下来，因为我得不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关于他死亡的噩梦我已经做了很多个，每一次被这样的梦惊醒，我都满头大汗地不住喘息，然后抱着膝盖一直枯坐到天亮。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然而在哈尔科夫战役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另一个噩耗却传到了我耳朵里：母亲在洛桑因为一起电车事故去世了。
我听到消息的时候脑子里空白一片，然后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不论戴西怎么叫我都没有回应。我连哭泣的力量都没有了，悲伤和内疚折磨得我的心绞痛。从那一刻起我突然意识到，如果连罗斯托克也死了，那么或许我真的会绝望……
１９４３年成为了我生命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战争一天天朝好的方向在发展，德国人开始节节败退，不管是在北非还是在欧洲，他们都难以维持胜利。但是这段时间他们也变得更加凶狠和狡猾。大约是对失败隐隐约约有了预感，盖世太保们变本加厉地杀害犯人和犹太人。
我们的行动也变得更加危险，但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快要结束了，就像熬过了漫长的黑夜，等候黎明到来是有一些让人焦躁，不过却值得期待。
１９４４年６月，诺曼底登陆为第三帝国敲响了丧钟。
１９４４年月２o日，戴高乐将军率领“自由法国”的部队随同盟军朝巴黎前进，人们黑压压地挤在道路旁用欢呼、鲜花欢迎他。
１９４５年５月，德国投降。
欧洲大陆上最黑暗的时光终于结束了。
巴黎的产业和阿曼德庄园都重新回到了我的手里，我又恢复了自己的身份，回到法兰西音乐学院干起了老本行。
当我相隔了两年半再走进塞尔比皮埃尔一世林荫道那幢公寓的大门时，一大摞信件让我瞪大了眼睛。
“每个月一封啊，伯爵大人。”多利奥小姐正在忙里忙外地帮我清理屋子，随便又把散落的几封交给我。
这些信全都没有发信地址，信封上是优美的手写字母，但里面的内容全是相同的一句话－－
“ dich。”（德语：我爱你。）
邮戳从１９４３年１月开始，一直延续到１９４４年１２月。越到后面，这些信就越脏越破，有的甚至带着干涸的血迹。
整整２４封，每一封都被我细心地拆开看过了。
尽管我一直在问多利奥小姐还有没有，她却连连摇头：“就这么多了，大人，一封都没有了。”
是吗，那么……那个人，大概真的已经长眠在俄罗斯的冻土下了……
信像雪花一样从我手上散落下来，正弯腰擦着花瓶的多利奥小姐惊讶地看着我：“……伯爵大人，您怎么了？”
我的脸可能苍白得像个死人，加上止不住的眼泪，一定把这位老妇人吓坏了吧。
１９４５年底，我因为生病的缘故回到了阿曼德庄园。
难得的冬日暖阳和煦地照在我身上，就像从前母亲凝视着我那样温柔。我捧着温热的咖啡闭上的眼睛。
弗朗索瓦和露旺索却没能从集中营回来，但是拉丰和西蒙已经回到了巴黎打理自己的产业，约瑟则回到学校继续他的学业。好象那场战争的创伤已经开始一点一点地被修复了。生活又在继续，可我知道只有死去的人是唤不回来了，那才是最大的遗憾。
我记得自己在离开巴黎的时候去看了玛瑞莎，她的墓碑因为缺乏照料而显得很陈旧，我细心地为她打扫干净以后告诉她，我很抱歉。因为约瑟说的很正确，我做不成天鹅；我原本以为自己会像那种高贵而专一的鸟儿一样一生只拥有她一个爱人。可是在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我知道自己是懦弱而且容易背叛的。这也许是我一生都要亏欠她。
但对另一个人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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