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辉因为开了济民制药、商务印书馆和神火煤火行，也理所当然的是这开封商界中的一员了，而且还是非常有名的商人了，相对开封文人来说，开封的商人更了解他一点儿。并且王静辉开办的这三家实业进出货都比较大，尤其是中药和书籍，开封和这两样有关系的商人谁人不知王静辉啊，所以来平民医馆给王静辉拜年的商人格外多，他们大多都是来趁着过年给王静辉拜年的机会来和他旗下的产业搞好关系的。
从大年初二王静辉从徐老那里拜年回来后，平民医馆的门槛都快被这些人踏平了，搞得门房和厨房的师傅们抱怨不已。因为王静辉和这些商人接触后认为这些商人可要比那些之乎者也的文人要可爱多了，所以他很热情的招待了这些拜访者，厨房的师傅们一年到头何曾有过这样的繁忙，反映到管家王福那里后，王静辉也觉得厨房压力太大，在加上登门拜访的这些人都是吃遍全中国的主儿，虽然嘴上不说，但王静辉也明白这宴饮的菜肴实在是不在这些商人的眼里，所以也就把欢宴的地方转移到汴都中的各大酒楼中去，这让厨房中的大厨们弹冠相庆，松了口气。
王静辉是从未来到这个时空的，他很明白北宋正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前夜，由于北宋的统治阶级采取不抑制商人和对土地兼并不干预的政策，使得大量无地可种的破产农民大量流入城市成为各行各业的打工一族，这其实就是变相的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的翻版，不过相对英国的圈地运动，宋朝的政策更为平和的多，至少只要肯吃苦耐劳，寻求一个饭碗还是不成问题的。这也间接促进了北宋的城市化发展，以至于在一千年前的宋朝就能出现像汴都开封这样有近二百万人口这样的超级城市，远远的站在了这个时代人类文明的巅峰。而此时北宋的财政收入中的商业税也前所未有的超过了农业收入，自北宋灭亡后直到辛亥革命前的这一千年当中，中国的财政收入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想到这里，王静辉看着在“瑞福楼”厅中这些欢饮的富商们，默默的想到：“他们也是一支潜在的力量，虽然在政治地位上非常低下，但他们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上来说要比那些大文豪要大的多，只要能够加以引导、培植，很难说有一天他们可以和这些文人士子有一较长短的能力。”
王静辉不禁为自己内心中的想法吓了一跳，因为他是无志与政治斗争的，“虽然不想当官，但也不能眼看着那个王安石一上台就把国家搞得天怨人怒吧？虽然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的改革使得北宋的政治环境迅速恶化，国家实力大打折扣这也是明摆着的。”他在内心中给自己找了个借口。尽管王静辉心中有了这种想问鼎政治的想法，但这也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而已，他甩了甩有些发沉的脑袋，把这种可笑的想法驱除出去后，便混在这些富商中间周旋去了。
在过年期间，来拜访王静辉的文人一开始也不少，毕竟是新一代汴都诗词大家的代表，并且他的诗词受到了不少大家的称赞，就连欧阳修这样的文坛首领也对此称赞不宜，所以慕名而来的人还是不少的。但让王静辉奇怪的是这些人越来越少，最后才想到：自己热心招待来访者是无差别的，文人和商人在宴会上共处一堂，双方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甚至是彼此互相鄙视。商人逐利的特性让他们可以放下架子前赴后继来到他这里，而这些书呆子可摸不下这个面子，认为和这些“食肉者鄙”的商人共处一堂是对他们的侮辱，他们此时也想到了王静辉的另一个身份——汴都开封的大商人，这让这些清高的文人渐渐地对他开始疏远起来。
王静辉想通这一节后，也不禁对这些非常有“气节”的读书人感到好笑，虽然感到可惜但也没有办法挽回，事实上他的心中正渴望这些来访额文人能够给他一些空间，毕竟和他们聚会除了做诗词、说风月以外没有一件正经事，所以也就乐得他们的疏远。不过王静辉也清楚宋朝的文人圈子还是非常有气节的，只有少数儿败类因为金钱而折腰，相比之下，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人可是少有这种气节和精神，比例上刚好与之调个。
王静辉虽然没有把这些文人放在眼里，但最起码的尊重还是必须的，毕竟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历史上，文人的政治地位是远远高于商人的，尤其是在宋朝这样的环境中，文人的地位更是不可动摇的，否则即便你权势再大，连皇帝都要对这些读书人礼让三分，如果得罪这样一个阶级，其后果可想而知。
为此他还专门抽出两天在开封最大的酒楼中摆宴来答谢这些曾经给他拜年的文人，在宴会上他还为每个人准备了一本刚刚编纂印刷出来的《唐诗三百首》来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们，这也让这些文人感到王静辉是十分尊重他们的，更重要的是王静辉在宴会上对他们宣布：如果哪位文人写出非常出色的诗词文章，交给商务印书馆通过审核后，可以以个人专辑或者多人合集的方式出版，甚至可以获得相应的稿酬。
这个消息对于这个时代的文人来说无疑是久旱逢甘霖，虽然宋朝的出版业是十分发达，甚至是苏偶像今天在汴都写出的诗词，明天就可以在辽国的上京街头传诵，这虽然很夸张，但也说明了宋朝传媒的力量有多大，但雕版印刷的成本极为高昂，能够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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