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记忆
寇健全
打针
在我们村里,老人们把感冒不叫感冒,说成“凉咧”。
我小时候,家里无论谁“凉咧”或者有个头疼脑热什么病症时,母亲就会拿出5分钱,说:“去!赶紧到医疗站去,让医生开点药”。那时的医疗站,每次只花五分钱,就能看病。吃了医生开的小纸包包片片药,病就好起来了。
我清晰的记得,我每次“凉咧”时就几顿不吃不喝,像被人抽了筋一样,有气无力的趴在炕上成天昏睡,与病魔作垂死挣扎。这期间,有邻居来家里串门子,看见我家里白天炕上睡着个人,就关切的问到:“吆!娃咋咧?咋不给学校去呢?”。我母亲既生气又心疼的对来人说:“变狗呢。胡骚情,夜个天刚一热,就把毛衣脱了。黑咧还和大人一起跑到邻村看电影,野地风大冻凉咧。真是活该!”。那邻居就说:“要紧不?乃还不赶紧把娃引到医疗站去弄些药吃!”。“这不,我锅一洗完就准备去呀”。母亲忙回答。
大队医疗站就在村里,方便的很,两步路就到了。当时对我们一家人来说,看病要比一般社员优越的多呢,因为,村里医疗站的医生是我姑父呢。五十年代初,农村缺医少药,为了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县上在各公社每个村选拔一名医生,然后集中到县上培训一年半载,结业后回到乡村算是医生了。我姑父就是当时其中经过县上培训的这一类医生。
乡村里的医生,因没受过系统的学习,医学,病理等知识是比较低的,大病重病治不了,复杂的病更不用说了。农村医生能解决的问题,通常是一些头痛脑热,擦损外伤等小病而已。虽说是小病,但能治疗能解决,也大大方便了社员群众。一是他们没空到公社大医院去看病,二是到大医院看病交通也十分不便,三是到大医院看病费用高。因而,社员群众十分敬重村里医生,都认为他们是村里的大知识分子,是救命恩人。
那时,我总怕见生人,连自家的亲戚也不例外。因此,不论出门求人办什么事情,总要母亲在前面开路,自己则害羞的跟在她屁股后头。当我和母亲快来到医疗站门口时,大老远就传出孩子们杀猪似的惨叫声。小孩子怕疼,我知道这是害怕医生在屁股上打针。先前招了一回祸,这一次看见医生给针管子安针头,用铁镊子敲粹装着药水的小玻璃瓶时,就马上意识到厄运即将来临,慌忙往医疗站外逃。眼明手快的大人赶紧抓住孩子不放手,等候医生给孩子“上刑”。那时,我想,人啥都要有,就是不敢有病。谁要是得了病,不光要自己花钱,人还要受洋罪,挨洋挫。别看我当时年龄不大,但我明白这个道理。这是因为以前,我已多次来这里领略了“受刑”的滋味。每次我来时,姑父和对待其他人一样热情,招呼我们先坐下等等。姑父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等给先到的老人和孩子开完药,打完针,忙完了。这时,把我叫到他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拉着我的手问:“咋咧?”。不用我多嘴,母亲就把我的症状一五一十的告诉给姑父。姑父听完后,就把头伸到我面前,让我把舌头伸出来,观察舌苔有啥变化。看毕,他还把他温暖的大手放在我的额头上,感觉我是否发烧。为了准确起见,他让我解开胸脯前上面的两颗纽扣,自己把体温计放在胳膊窝暖热,然后拿出来交给他看。只见他把体温计捏在手里,在半空使劲甩一甩,然后拿在眼面前仔细观看。有时,他还会抓起桌上的听诊器挂在自己的耳朵上,一只手把那白光发亮的圆铁放在我的前胸像探地雷一样探来探去。诊断完毕,在给我开出那令我望而生畏的又苦又闹的片片药外,还要让我和刚才那些孩子一样,趴在他那张铺着油布的床上,感受一番皮肉之苦。好在我自控能力强,不怕疼。过后,我常在同伴们面前卖排,说自己就像《红灯记》中的李玉和一样,钢筋铁骨,能经受得住贼鸠山的“严刑”,革命意志非常坚定,永远不会当叛徒王连举。面对怕打针的孩子,作为“刽子手”的医生也会千方百计哄小孩,或是给他们讲故事,或是开导说“这娃乖的很,听话,打针一点都不疼”一类哄骗的话语让你上当受骗。有时“刽子手”甚至将自己刚用完的纸盒子送给孩子玩耍,待小孩的注意力分散时,一针落去,还未等孩子“哇”的一声哭叫,针又拔出来了。有个别小娃特别害怕打针,一听说引他上医疗站,马上就哭闹。父母费尽心机用好吃喝好不容易将其诱骗到医疗站门口时,听到里边小伙伴们哭爹喊娘,鬼哭狼嚎的惨叫声,马上就感觉到不对劲儿。这时,突然挣脱开大人的手,准备伺机逃窜。但为时已晚。面对不肯进医疗站大门的孩子,大人们反复给做工作,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实在不听话的孩子,大人们只好下硬手,拽住胳膊硬往“刑场”上押送。小孩子哪里有大人的劲儿大呢。在医疗站里,我经常看到那些不听话的孩子,被大人夹在胳膊底下,就像逮了个猪娃一样,不管你胡叫乱踢腾。把你弄到医生面前,让医生给你检查。等医生对症下药时,大人们又不顾孩子哭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有劲的大手强硬的扒下松紧带做的裤子,让拿着针管的医生先用蘸着酒精的棉球在小屁股上抹一下,然后,猛的将针头刺入屁股上。顿时,那杀猪般的惨叫便打破了乡村里的宁静。生病了就必须吃药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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