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更多的是在分辨是非曲直，而中国哲学受易经影响着力点则在辩证统一上下功夫，把原本直观的东西复杂化了，用辩证思维看问题，得出的结果也是复杂的，多元化的。
所以说西方哲学定义上很模糊，宽泛，开放，但是在分辨是非上很简单明了，单一的指出存在与不存在的关系，不涉及过多的范围。而中国的哲学在易经的影响下定义范围很明确，很狭义，只在阴阳合同，天人合一上看问题，把原本单一的问题复杂化了。因为合同与合一没有界限，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你辩证地分析事物发展的规律，这个事物就复杂化了。原因是你我合同必然产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后果，辩证到底也是你我不分，敌我不分的结果。
西方的哲学定义很模糊，在爱与智慧之间定义事物发展的过程，寻找事物发展的科学规律，科学原理。实践事物发展的过程，这种思想方法就是很宽泛，很开放的。但是当西方人用爱心与智慧研究核心价值观时，认识却很单一，就在一加一等于二上看问题。只在事物存在与不存在，人体与灵魂上看问题。
当你看西方人拍摄的大片时，无论影片多么拖沓冗长，影片的内容只在善与恶上看问题，核心辨证思维永远不偏离西方人对事物发展存在与不存在的考量，这就是西方人的核心价值观，直接明了，单一清楚。
而中国人由于受易经的影响，在哲学，思想学上定义很清晰，明确。只在一二得二，二二得四上看问题，张目取像，必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阴阳合同，天人合一上寻找问题的原因，实践事物发展的变化过程。
中国哲学的进门口很狭义，单一，但是在用思维的方式研究问题时，却很复杂，很宽泛，很模糊。
正是由于受易经原理的影响，中国人在一元复始，二元进制，三生万象原理的影响下，认为事物发展到三就是万象更新的宽泛，模糊的界面了，你可以无限遐想事物发展的最终结果。这也是孔子治国理政思想的源泉，孔子“仁政礼治”，“为政以德”的思想出处。
中国人早在二千年前就提出事物发展不是静止不动的，事物表面的静止并不代表事物的内质没有变化，事物内在存在阴阳互生互斥的作用，而西方的经验主义者到十九世纪才提出事物发表存在合同作用，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经验与自然之间可以有连续性，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兼收并蓄的统一整体。
这个思想等同于中国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思想。
中国在战略上喜欢用周易思想分析战争事态，在战术上喜欢宽泛，模糊的辨证思维模式，但在看待战争结果上又回到易经思维的原点上，单纯用白与黑，一二得二的思维逻辑看待战争的发展与延续。对待战争结果只看胜败，所以中国人只对胜利者给予荣誉，而对失败者，战俘只有一个待遇，踩在脚下，败者为寇。
但是西方人在看待战争问题上恰恰与中国人相反，西方人在战略战术上单一的取舍进攻与后退之间的关系，战略战术上很清晰，明确，就是在进攻，撤退上取舍战争的发展与延续。但是在看待战争结果上很宽泛，很模糊，对胜利者与失败者没有清晰的界定，在西方人看来，只要你参与战争你就应该得到荣誉，所以西方人对待参加战争的人一视同仁，即使你成为战俘也一样光荣，并不可耻。
这一切与中国的易经有极大关系，易有变色龙之意，所以从中国的大学教育也可以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大家都知道西方的教育制度与中国的教育制度有截然不同之处。
在西方上大学进去很容易，但是你要想拿到毕业证书却很难。你必须学到真才实学才能走出大学的门槛。而在中国要想上大学就太不容易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想进大学的门可不是容易事，特别是想上一所好的大学，与登天好有一比。但是只要你考进去了，出来就容易了。
中国的大学是进门狭窄，内里宽松。西方的大学是进门宽松，里面狭窄。
这就是中国人与西方人文化思想界面截然不同的根源。
西方文化定义很宽泛，模糊，但是内容却很狭义，很规范，行业准则很完善，很严肃，规则性很强。
中国文化定义很明确，清晰，但是内部却很宽泛，很模糊，行业准则很单调，很笼统，缺乏行业严肃性，讲究道德规范，却不讲行业规则。
中国的行业管理就是如此，重视道德标准，却不讲行业规则。
其实什么是道德，道德是自觉行为，来自于自然规律，道德是道路上的坑洼之地，当你经过时，你看到了可以去埋平了再过，也可以绕道而行，道德没有约束力。
道德是自律行为，没有约束性，持有道德与持有觉悟往往联系在一起，我没有觉悟，我不遵守道德你能把我怎么样？道德没有约束力，我不履行道德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规则则不同，规则有约束力，规则是行业准则，是行业内部依据行业规律自己制定的法律准则，这个准则具备约束性，是行业内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业条例。规则有责任与义务性，有责任与义务就有必须性，有制约性。
由于西方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看待行业准入上也是进去容易，进到里面就不容易了，你在里面处处都会受到行业制度的约束，稍不注意就可能受罚，轻则罚款，重者罚到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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