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充作卧室的小房间内,看着粉红色的窗帘和被褥,一切都是簇新的。墙上的结婚照里,阿芳身穿白色的婚纱,依偎着一位清癯的男子,长裙的白纱拖曳在地面,如同孔雀的尾羽。
阿芳从厨房走出来,手里端着一杯热茶递给我:“给,小心烫,”她撩了一下栗色的卷发,“做完事情要喝热的,知道吗?”说完,她面对我坐在床沿,呆呆地出神。
我呷了口茶,指指对面的墙上:“你老公?年纪蛮大的嘛。”
“嗯,”阿芳回头瞧了一眼,“他是海员,二副。”
“哦,怪不得你讲他出国了。”
“呵呵……”阿芳笑了笑,垂下头看着挂在脚尖上晃荡的绒布拖鞋,忽然,她想到什么,跳了起来跑到床头柜前拉开抽屉,找到一个小药瓶倒了一粒在手心里,她走回我跟前,把托在掌心里的药丸往嘴里一丢,接过茶杯喝了一口,仰头把药咽了下去。
“什么药?”我问。
她看我一眼,笑而不语,转身走到窗下拉紧窗帘,屋里顿时暗了下来,整个房间沉浸在桃色的温馨与暧昧中。阿芳打开衣柜,取出一袭白色的睡裙换上,然后走到床边,掀开被子一角钻了进去。
在粉色朦胧的光晕里,她在床上拥被而坐,双臂和j致的锁骨裸露在睡裙外面,两肩挂着细细的吊带。她用手掩住嘴打了个呵欠:“啊……呒……,你不困吗?”她揉揉眼皮,“我可要睡觉了。”说完,她往下躺了躺,拉起被子遮住下巴,闭起眼睛。
我脱下衣服,撩开被子躺到阿芳身旁,她自然地抬起后脑勺枕在我胳膊上,身体往我怀里偎依过来,忽闪着长长的睫毛盯着我看。
“黄军,你家里是做什么的?”
“我家里人?他们……”
我刚要说下去,门铃“叮咚”响了一声。我和阿芳同时怔住了,互相对看了一眼,“是谁?他?”我轻声地问。
“哎哟!我差点忘了!”阿芳猛地从床上蹦起来,急急忙忙地穿上拖鞋,“快快!躲起来!先到床底下藏一会儿!”她飞快地捡起我的衣服塞进床下,接着把我的皮鞋也踢了进去。
门铃“叮咚叮咚”响个不停,我手忙脚乱地爬进床架下面,幸亏席梦思床垫的垂幔很长,细密的流苏耷拉到地上,把床下遮得严严实实。
我缩在床底大气也不敢出,耳朵嗡嗡作响,心脏“噗嗵噗嗵”的,差点从嘴里跳出来。
阿芳穿著拖鞋的脚步声绕着床转了一圈,终于朝大门响去,我屏息静气地支楞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
“吱呦……”阿芳打开了大门。
“啊,是你,进来吧。”她的声音怯生生地,伴着一个男人压低的话音。
“哐当!”房门重重地关上了,阿芳细碎的脚步和男人沉重的步伐向这边移近。
“小吴啊,过节还好吧?”男人低沉的声音像一声炸雷在我耳边爆裂开,天啊!这声音我听了二十多年,每一个抑扬顿挫都是那么熟悉,带着威海口音的浑厚嗓音极富磁x,曾经把我老妈迷得神魂颠倒,今天,却让我心惊r跳。
“还好,谢谢领导关心。”阿芳小心翼翼地回答,声音又尖又细。
“哈哈哈哈!……”领导笑着往床上一坐,床垫沉了下来,“啥领导不领导的,这又不是在办公室里,随便点,啊?”
“哎,知道了。”阿芳小声答应。
“来来,坐到这边来,”领导拍了拍床褥,阿芳顺从地坐下,垫子又下降一寸,“半个多月没来,想不想我?”领导的话音甜得让我起一身**皮疙瘩。
“嗯,想……”小女人的声音像蚊子叫。
细细索索地,衣物摩擦的声音传来,一会儿,阿芳那件又轻又薄的吊带睡裙掉到地板上,接着,是一条小巧的白裤衩。忽然,床垫大大地震动一下,领导站了起来,我趴在冰凉的地板上一件件数着,培罗蒙外套、西裤、阿曼尼衬衣依次落在床边。
领导重新上床,这次,两个人的体重移到了床的正中。
“喔哟……”领导舒畅地呻吟,“真够味儿啊,年轻就是好哟……喔……”
吴芳微微喘息,咿咿呜呜地叫着。
“呵呵呵,等急了吧?哈哈哈哈!”
“唔……唔……”吴芳含糊不清地应着,嘴里像堵了棉花。
话音未落,床垫剧烈地上下颠动起来。
听着弹簧吱嘎吱嘎响个不停,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我咂一咂嘴,满不是个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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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林彪事件,大批空军干部“下岗”,当年这位领导正值壮年,不得不服从“组织决定”转业地方,经历了文革、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几次政治运动,总算熬到了老邓复出,又赶上“干部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的浪潮,凭借六十年代的大学文凭和退伍军官的资历,他终于脱颖而出,从布袋子里钻了出来。
谈起这些,老妈总是语带唏嘘,他自己倒是一脸平静。圣人云:包子有r不在褶上。现在想来,并非无怨无悔,而是莫测高深。
从我记事起,领导总喜欢在晚饭后由领导夫人陪同下楼散步,“解放思想”
的年月里,他俩手挽手徜徉在新村的小路上,一个挺拔英伟,一个窈窕妩媚,惹来一片羡慕的目光,“反对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风尖浪口上,领导在前面气宇轩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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