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事业上很强的女性表达了她在依赖男人还是自立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心理，她说：“我并不喜欢女的特别硬，反而觉得温柔、柔弱的女孩挺好的。我认识一些这样的女孩，自己什么都不去做，一切由男人来安排。我有时觉得她们那种生活特别幸福，特别羡慕她们，可是我又受不了自己变成这个样子。”
人们在性别问题上的观点千差万别，择其要，可以概括为四种立场：第一种是男尊女卑；第二种是男女平等；第三种是女尊男卑；第四种立场根本否定男女二元对立这样一种区分方法。
先看男尊女卑的观点。这是典型的男权社会和男权文化的看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种看法都是在传统时代最为盛行的观点，中国有“夫为妻纲”，西方妇女为了得到选举权也做过艰苦的斗争。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这种观点被视为天经地义，很少有人对它提出挑战和质疑。人们认为这似乎是一种天然的秩序，有意无意地把男女生理结构上的差异当作这一立场的基矗首先向性别的传统秩序
挑战的是男女平等的观点。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都属于强调男女平等的一类。“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毛泽东）：“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建构出来的”（波伏瓦）；这些思想脍炙人口。这种观点否定男尊女卑是以两性生理条件为基础的自然秩序，强调这种观点是社会强加给人们的偏见。男人能做到的事情，女人也能做到，只要给她们平等竞争的机会。
它极力否定两性之间的差异。
进一步的挑战来自激进女权主义，它比男女平等走得更远，时间也更晚近些。
它既否定男尊女卑的传统秩序，又反对男女平等的目标。它不是否定两性之间的差异，而是在承认两性差异的同时强调女性优越于男性。这种观点认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r体上，女性都比男性优越，前者的例子有爱和平不爱战争；后者的例子有性能力更强，适应恶劣生存条件的能力更强，平均寿命更长等等。有人提出，如果世界上多一些女国家元首，战争可能会少些。
在性别问题上近些年才出现的新潮观点是后现代主义的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西方文化中自文艺复兴启蒙主义思潮勃兴以来，一直有一个两分（dicy）的思想脉络，其中很主要的一项两分的内容就是感情与理性，一般认为，前者是女性的特征，后者是男性的特征。后现代女权主义对这种划分持异议。它否定把两性及其特征截然两分的作法，不赞成把女性特征绝对地归纳为r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依赖的、感情型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把男性特征归纳为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富于攻击性的、独立的、理智型的、客观的、擅长抽象分析思辨的。这种观点强调男女这两种性别特征的非自然化和非稳定化，认为每个男性个体和每个女性个体都是千差万别、千姿百态的。它反对西方哲学中将一切作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因此它要做的不是把这个男女对立的二元结构从男尊女卑颠倒成女尊男卑，而是彻底把这个结构推翻，建造一个两性特质的多元的、包含一系列间色的色谱体系。这种观点虽然听上去离现实最远也最难懂，但它无疑具有极大的魅力，它使我们跳出以往的一切论争，并且为我们理解两性问题开启了一个新天地。
将中国妇女的状况同西方妇女加以比较，仅受礼教束缚的中国妇女的地位略微强于受宗教教义束缚的西方妇女的地位；中国妇女地位同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也略高一些。有些西方学者持类似看法，认为中国妇女与日本、印度妇女相比，有更多的自由，地位也更高一些。他们曾分析其中原因为：在中国人心目中，与传宗接代相比，性生活微不足道；中国人虽然喜欢性，却又不认为它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女人常常可以与丈夫平起平坐，并参与他们的事业。英国甚至有观察家认为，中国人对生活的基本态度远不是印度式的，而是现代西方式的，有些连西方人都不愿接受的观念，都能被中国人迅速、彻底地加以采纳。曾到中国讲学的罗素就有这样的印象。（埃利斯，第12一13页）特别是我国从五十年代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活动以来，“男女不分”成为时尚，它既是对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的挑战，也是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的挑战。这一时尚在“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它不仅表现为女人要同男人干一样的事情，而且达到有意无意地掩盖男女两性生理心理差异的程度。那个时代造就了一批自以为有“男性气质”或被男人看作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在那时，女人不仅要掩饰自己的女性特征，而且对于想表现出女性特征的意识感到羞惭，觉得那是一种过时的落后的东西。八十年代以来，女性的性别意识在沉寂几十年之后重新浮现出来。最明显的表现是，女性开始重新注重衣着化妆，表现“女性特征”的意识一旦苏醒，立即变得十分炽烈。
在否定“文革”中女人的“男性化”的过程中，又有人矫枉过正，表述了一种近似本质主义的思想：由于女性是人类生命的直接创造者和养育者，因而对生命有着本能的热爱，这种热爱生命的天性，使女性具有了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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