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完不久,那个怪病的传说竟消停了许多。大街上,商店里,公交车上,却默默出现戴口罩的。接着就一天一天多起来。
多年来,除了环卫工人,大街上很少见戴口罩的了。这种时候,它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一张张陌生的脸上,便传达出一种恐慌的信息。那一张张只露出眼睛而看不清面目的脸,让人觉得藏着许多心机。于是没戴口罩的,感到了自己的危险要大得多了。仿佛人家已经有了护身的铠甲,自己却全然暴露在无形的箭矢之下。就像文革初期,大街上出现了戴章的人,没戴的,就有些不自在,不安全。越到后来,戴的人越多了,那些依然没戴的,就几乎成了当然的另类。于是,那些医药商店门口,就出现了多年不见的排队,大家一个个默默等候着,互相间还保持着一个距离,这种文明的排队习
惯,终于一下就让人们学会了。
茹嫣单位也有人戴口罩了。特别是向来大大咧咧的江晓力也戴上了。
茹嫣见了一笑说,一路上遇见“非典”了吗?
江晓力说,我倒不怕,我妈说,你成天外面跑,别把那东西带回家来。你让我们安生几天。
茹嫣向来不喜欢戴口罩,热乎乎湿漉漉地糊在脸上很难受。她喜欢痛痛快快的大口呼吸,呼吸清晨那种沁凉的潮润的空气,让它们像泉水一样从自己的鼻腔一直流到肺里。
江晓力说,还是小心好。别幸福生活还没开始就牺牲掉了。
又来了几个姐妹,一个个竟都戴了。爱俏的,还是彩色带花的。不久之后,这类口罩流行为一种新潮饰物。
那天晚上,茹嫣在qq上见到达摩,和达摩说到戴口罩的事。
达摩说,是啊,久违啦——口罩。不过,你看见的是口罩啊,我看见的是恐慌。
达摩又说,这些天,那些人连家电都不修了,怕我们上门把病毒带去了。原来定好日子的,都说往后再说吧。
和茹嫣聊了几句,达摩说,这个话题有意思,我去敲一篇文章。
达摩退出qq,打了一个题目《久违了,口罩——兼谈民众恐慌》,抽了一支烟,就滴滴答答敲出了下面一些字:几十年来,好像有过两三次大规模的戴口罩运动,印象最深的,是六十年代那一次。当时流行的是脑膜炎,好像后来又叫乙脑。不过那时候不是老百姓自己要戴,是上面规定要戴。不像现在,老百姓要戴,一些官员却专门发表电视讲话说,一切都正常,根本无须戴。一些公共场所,保安竟干涉人家戴口罩。
口罩曾给我留下过不太愉快的记忆。那年我还上小学,就突然通知上学要戴口罩,不戴口罩的不许进校门,回家去拿,没有拿来的,不许上课,没有上课的,要算旷课,旷课三堂以上的,就要开除。这几乎是我上学以来最严厉的法规了。那时口罩要一毛二一个。一毛二是穷人家半天的饭钱。有同学的父母就去单位卫生所开纱布,回来自己做。有同学只有一只口罩,外面戴脏了,翻个面再戴,两面都脏了,晚上洗一洗,洗完在煤炉上烤干第二天再戴。有同学一路上都不戴,快到校门了才戴上。校门口,有一大帮同学执勤,像电影里日本人检查良民证。一个个检查,想混过去都不行。有一次,我忘了戴,快到学校想起来了,父母亲都上班,家里房门已上锁,正在焦急之中,遇见一个同学,跟他说好话,让他进门之后,将口罩从院墙那边扔过来。没想到课间c的时候,又检查一遍,这次没人给我扔了,于是被老师赶回家去,还要家长来。这是我的家长第一次被叫到学校去。我为此被父亲好好骂了一通。从此我头天晚上就将口罩放在上衣口袋里。
反正那几个月中,口罩成了我的一种压迫,给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投下过y影。在校门口检查了口罩之后,还要喝一种中药汤水,那汤水微甜,很多同学都喜欢喝。那时候没有饮料之类的东西,连糖都很稀罕,所以喝那种汤水,成为许多同学的一种享受。喝完汤水,还要再朝喉咙里喷一种药水,那药水的味道不好,将刚才那汤水的美好感受都破坏了。有同学就提出,先喷药水,后喝汤水,行不行?学校说,不行。
现在想来,那也该是一次大规模的恶性流行病了。染病的有多少?死亡多少?留下后遗症的有多少?没见过统计数字,想来不会少。许多年后,还能从一些人口里听到,谁谁谁得过脑膜炎,脑子不好使。谁谁谁的家人得脑膜炎死了。此类说法很多,由此可以判断出来,当时的波及面,大约要比现在的非典大得多。奇怪的是,当时人们并不像现在这样恐慌。
我想,大规模的社会恐慌,该有几条要素。
形势严峻,但是信息透明,公信度很高,不会引起太大恐慌。就像打仗,知道敌人兵力多少,我们装备如何,有什么应对方法,上下一心,同仇敌忾。风声鹤唳常常比雄兵百万更可怕。
形势很严峻,信息完全封闭,许多人也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去了,哪怕全国染病的人成千上万,一般人也只看见自己周围的几个。六十年代,能看到报纸的都不多,有单位的,也就隔三差五地听读报员念念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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