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看到她的激动和眼泪，想问问她发生了什么事，也很想说出曾经有两次和她相遇，一次是他还在中学的时候，另一次是已经上了大学，但又觉得这样有点儿失礼，会让她认为举动有失检点。接着他突然想起当初在西夫采夫的时候，故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睡在棺材里的模样和东尼哑的哭喊，于是就忍住了，反而说了一句：
“谢谢您。我自己就是医生，自己会给自己看病。我什么也不需要。”
“他为什么生我的气？”拉拉心里想，奇怪地看着这位翘鼻子的、其貌不扬的陌生人。
接连几天都是多变的、不稳定的天气，一到充满了湿润的泥土气味的夜晚，就刮起飒飒作响的温暖的风。
这些天不断从大本营传来一些奇怪的消息，从家里、从内地也传来了令人不安的谣传。和彼得堡的电讯联系已经中断。各个角落都在谈论政治性的话题。
每一次值班，护士安季波娃早晨和晚上都要查一次房，这时就和病房的其他伤员，也和加利乌林以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交谈三言两语的闲话。“真是个奇怪的耐人寻味的人，”她是这么想的，“年轻轻的就对人把不怎么客气。长了个翘鼻子，根本说不上漂亮。是个正经的聪明人，头脑灵活机敏，让人有好感。不过问题不在这上面。要紧的是尽快完成自己在这里的责任，然后调到莫斯科去，和卡坚卡离得近一些。到了莫斯科就要求解除护士的工作，然后回尤里亚金，到学校去工作。因为关于可怜的帕图利亚的情况都弄清楚了，一切希望也都落空了，所以没有必要再继续充当什么战地女英雄，而她正是为了找他才让人家给宣传了这么一阵子。”
不知道卡坚卡现在怎么样？可怜的失去了父亲的孤儿（想到这里她又哭了）。近来的变化太大了。不久前还～心想的是对祖国的神圣责任，是军人的英勇和崇高的公德。可是仗打败了，这才是最主要的灾难，因此其余的一切也就失去了光彩，丝毫神圣的意味都没有了。
突然间一切都变了样儿，言论变了，空气也变了，既不会思考，又觉得无所适从。仿佛有生以来就像个孩子似的让人牵着手走，如今骤然把手放开，要自己学着迈步了。而且周围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权威人士。于是便想信赖最主要的东西，即生活的力量、美和真理，让它们而不是让被打破了的人类各种法规来支配你，使你过一种比已往那种平静、熟悉、逸乐的生活更加充实的、毫无遗憾的生活。不过在她这种情况下——拉拉及时地醒悟到这一点——无可置疑的唯一目的就是抚养卡坚卡。帕图利奇卡已经不在人世，如今拉拉只是作为一个母亲而活着，要把一切力量都倾注在卡坚卡这个可怜的孤儿身上。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接到信说，戈尔东和杜多罗夫未经他同意就把他的书出版了，很受欢迎，预示他在文学上大有前途。还说到目前莫斯科的形势既使人感兴趣，也令人不安，下层干民中隐伏着的激愤情绪日益增强，大家似乎处在某一重要事件的前夕，严重的政治事件迫近了。
夜已经深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断地克制着难耐的困倦。他一阵阵地打着脑儿，心想在这样紧张的一天过后，他不可能睡熟，而且现在真没睡着。在窗外，睡意惺松般的微风似乎轻轻打着呵欠。如泣如诉的风声仿佛在说：“东尼娘，舒罗奇卡，多么想念你们哪，我是多么渴望回家去工作啊。”在这微风的喃喃低语声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时睡时醒，短暂而又令人不安地交迭着苦乐不同的心境，恰似这多变的天时和今晚这个捉摸木定的黑夜。
拉拉想的是：“他表现出这么大的关心，怀念并且保存着可怜的帕图利奇卡的遗物，可我简直蠢得像猪，连人家是谁、是哪儿来的人都没问。”
第二天早上查房的时候，为了弥补前几次的疏忽并遮掩一下自己的失礼，她仔仔细细地询问了这位加利乌林的情况，其间不住地发出惊叹声。
“上帝，您真是太圣明了！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季韦尔辛一家，一九零五年革命的那个冬天，尤苏普卡？不认识。对不起，木知道尤苏普卡，也许是不记得了。可是就在那一年，那一年和那个院子！啊，不错，是有这座院子，也正是在那一年！”嗅，她一下子就把这一切都回忆起来了！还有当时的那些枪声，还有（是什么来着，一下子又想不起来了），还有《基督的意愿》！啊，小时候初次感受的力量真大，印象真深哪！“对不起，请原谅，少尉，您怎么称呼？嗅，对，对，您已经告诉过我了。谢谢，太感谢您了，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您唤醒了我的多么美好的回忆和思念啊！”
一整天她心中就装着“那座院子”到处走动，不断地叹息，而且几乎要说出口来似的盘算着。
“想想看吧，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又是枪声，木过这回更可怕得多了！这可不是那些‘男孩子们在放枪’。那些男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而且都在这儿——都在军队里，全部是来自同样院落、同样村庄的普普通通的人。太惊人了！太不可思议了！”
拉着手杖和架着拐的人走进房来，邻近病房那些伤残而不需要人扶的人跑了进来，大家争先恐后地喊着：“最重要的事件发生了。彼得堡街上已经开始s动。彼得堡卫戍部队站到了起义者一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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