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过分郑重其事——我记得它在我身上只是在我初恋的日子里才有所发展。即使在那时候,我也还是不够郑重其事。要是我真的郑重其事,我就不会现在在这里写这件事了:我会因一颗破碎的心而死去,或者为此而被绞死。这是一种不好的经验,因为它教我如何为人虚伪。它教我在不想笑时笑,在不相信工作时工作,在没有理由活下去时活着。甚至在我已经忘却了她时,我还保留着那种做违心之事的伎俩。
正如我说过的,我自人生伊始便一派混乱,但有时候,我离中心、离混乱的中心已如此之近,以至于我周围的事物没有发生爆炸倒是一件很令人吃惊的事情。
人们习惯于把一切归咎于战争。我说,战争同我、同我的生活不相干。当别人都在为自己谋取舒适位置的时候,我却接受了一个又一个糟糕透顶的工作,靠它们我从来不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我被解雇几乎同我被雇佣一样快。我才华横溢,却引起人们的不信任。我去任何地方,都煽动了不和——不是因为我是理想主义者,而是因为我像探照灯一样暴露了一切事物的愚蠢与无用。此外,我不善于拍马p。这无疑是我的特点。当我谋职时,人们可以马上识别出,我实际上并不在乎是否得到工作。当然,我往往得不到工作,但是久而久之,寻找工作本身成了一项运动,也就是说,一种消遣。我会上门提出几乎任何要求。这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就我所见,不比单纯的工作更坏。我给自己当老板,我有我自己的钟点,但是不像其他老板,我只导致我自己的毁灭、我自己的破产。我不是一家公司、一个托拉斯、一个州、一个联邦政府、一项国际政策——要说的话,只能说我更像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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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二章(1)
这种情况继续着,大约从那场战争的中途直到……嗯,直到有一天我陷入困境。我真正绝望地想要一个工作的那一天终于来临了。我需要工作,刻不容缓。我马上决定,哪怕是世界上最差的工作,比如送信人之类的工作,我也要。快下班时,我走进了电报公司——北美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人事部,做好了应付一切的准备。我刚从公共图书馆来,腋下夹着一摞有关经济与形而上学的书。令我十分吃惊的是,我被拒绝了做这项工作。
拒绝我的那个家伙是一个管电话交换机的小矮人。他大概把我当成了大学生,尽管从我的申请表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早就离开了学校。在申请表上我甚至填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给自己增添几分光彩。很显然,这一点并未受到注意,要不然,就是这个拒绝我的小矮人怀疑这一点。我愤怒了,因为我一生中就认真了这一次,我格外感到愤怒。不仅认真,我还忍气吞声,压下了我的傲气,这种傲气在以特有方式表现出来时是很盛气凌人的。我妻子当然像往常一样,斜眼看人,冷嘲热讽。她说,我这是做做样子的。我上床睡觉时一直懊恼这件事,整夜不能入眠,愤恨不已。我有妻小要养活,这个事实并不怎么使我心烦;人们并不因为你有一个家庭要养活,就给你工作,这些我都再清楚不过了。不,使我恼火的是他们拒绝了我亨利·米勒,一个有能力的优秀个人,他只是请求得到世界上最下等的工作。这使我怒火中烧,无法自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刮好胡子,穿上最好的衣服,急匆匆去赶地铁。我径直去了电报公司的总部办公室……直奔二十五层或总裁、副总裁有他们小办公室的某个什么地方。我要求见总裁。当然,总裁不是不在城里,就是太忙而不能见我,但是我并不介意见副总裁或者他的秘书。我见到了副总裁的秘书,一个聪明而替人着想的小伙子。我给他耳朵里灌了一大堆话,表现得很机灵,不过分激烈,但是始终让他明白,我不是那么容易像皮球一样被踢出去的。
当他拿起电话找总经理的时候,我想,他只是在哄我,还是以老一套来把我从这里踢到那里,直到我自己受够了为止。不过,我一听到他谈话,便改变了看法。当我来到设在非商业区另一幢楼内的总经理办公室时,他们正在等我。我坐到舒适的皮椅子里,接受了递过来的一支大雪茄。这个人似乎马上就对事情十分关心。他要我把一切都告诉他,直至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他竖起毛茸茸的大耳朵,来抓住一点一滴信息,以便有助于他在头脑里形成对这事那事的看法。我明白,我已经有点偶然地真正成为一种工具,在为他服务。我让他哄得按他的设想来为他服务,随时都在窥测风向。随着谈话的进行,我注意到他对我越来越兴奋。终于有人对我流露出一点儿信任啦!这便是我开始干我最喜爱的行当之一时所要求的一切。因为,在寻找了多年工作以后,我自然变得很老练;我不仅知道不该说什么,而且也知道影s什么,暗示什么。一会儿,总经理助理便被叫进来,让他听听我的故事。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这故事是什么。我明白了,海迈——总经理称他为“那个小犹太”——没有权力假装他是人事部经理。显然,海迈篡夺了特权。还有一点也很清楚,海迈是个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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