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阁楼的角落里我发现一个袋子。解开一看,里面是个旧枕头套,但象耶芙多尼娅的其它东西一样地干净。伸进手去一摸——好象是粮食,或许是小麦。“这儿有个袋子,里面的枕头套大概装的是小麦。”
耶芙多尼娅猛地从椅上站起来说:“什么?装小麦的枕头套?不可能。它还在那儿?天哪。知道这麦子是怎么回事吗?
爱玛。“我马上爬到阁楼门口探出头来,耶芙多尼娅总有迷人的故事告诉我:”战争后期,长期的封锁结束了,但粮食还是奇缺。我设法弄到了一袋小麦,用咖啡磨磨碎,做成了麦片和松饼。这口袋小麦可救了我和考斯特亚的命,后来情况好转,这袋麦子我们没吃完。
有人建议我拿到市场上换点别的东西。但我没那样做。‘上天保佑,但愿我们再也用不着它,’我说,‘但我要留着它,以防万一。’所以它放到了现在,从1944年至今。“
我坐在那儿听她讲故事,手不停地抓着小麦。“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它?这回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照旧,上帝保佑,最好我们永远用不着它,但还是要留着它。”
“好吧。”
我把袋子放回原处。正要捆上袋口时又发现枕头套下还有一个小麻布袋。打开一看——乐得我差点从阁楼上掉下来。
我没说什么。耶芙多尼娅不故心地问:“爱玛,你翻到什么了?”
“亲爱的耶芙多尼娅。您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上帝保佑我再也不需要它,但我要保留它以防万一,’这回又该用到这句话了,干葱。”说完我把这袋干葱恰好扔到她脚下。
这回耶芙多尼娅也乐了,激动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好象眼前是鲜葱,而不是干葱。
那是在1974年,我们的市长罗蒙诺夫刚刚宣布他近期的“列宁格勒试验”。他宣称,列宁格勒的蔬菜完全可以自给,并颁布了严厉的规定,禁止从外地或别的共和国进菜,带到自由市场也不行。试验一年,结果他晋升到政治局,而本市却闹菜荒,没有土豆,没有卷心菜,没有胡萝卜,最糟的是没有葱。自由市场上一出现便立即被抢购一空,而且价格高得吓人——八至十卢布一公斤。自然,我和耶芙多尼娅长时间没闻过葱味儿了。没想到突然间发现这么多葱。
我把这些干葱分成好几份,然后坐下来开始给好友们打电话,“嘿。”我说,“你多长时间没葱了?一个月?两个月?
你对1944年产的葱感兴趣吗?来拿吧。“
这些人陆续来了,听说了事情的原委他们也大笑了一番。
我们的厨房飘起了久违的葱香,引得邻人们羡慕不已。
可以想象到,爱玛的故事引得大家发泄了一通怨气。然后大家转向爱丽什卡:“哎,该你了,爱丽什卡。你要结束我们的《女人十日谈》,可别让我们失望。”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的是一位外号叫幸运的玛丽娅的妇女,另外还谈到了普通俄国妇女的幸福。
因为我要结束我们的《女人十日谈》,我愿给你们讲个有着特殊幸福的女人,她住在我们院子,大家喜欢叫她幸运的拜丽娅。她已经退休了,整日酗酒。一喝完酒她就踉踉跄跄来到院子里,坐在凳子上给人们讲她如何幸运。我听过几次,所以才能讲给你们听。
玛丽娅的幸运开始于父母被捕的那一天。那时她还是五岁的玛莎,正跟父亲玩捉迷藏。
她藏起来了,父亲在找她。玛莎自以为藏的是绝妙的地方——她趴在浴缸下面。她趴在那儿等爸爸发现她,或叫她,然后宣布他输了。她在那儿趴了好长时间,最后睡着了。在这时,家里遭到搜查,父母被讯问并被带走了。爸爸妈妈知道玛莎的乃乃要来,所以没提房间里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担心玛莎会被带到孤儿院去,因为父母被捕后孩子一般都被带到那儿去。果然玛莎很幸运,当天晚上乃乃就来了。她来时恰好玛莎醒了过来。她从浴缸下爬出来,开始哭着找爸爸妈妈。乃乃经过的事多,一看房间里这么乱,马上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抱起玛莎,拿了些必需的东西,把玛莎父母的照片从墙上取下来,然后逃出列宁格勒,去了乡下。这是玛丽娅第一次走运,那年月许多孩子不仅失去了父母,还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他们被给予新的名字以加快“再教育的进程”。
战前不久,玛莎已经十几岁了,她乃乃领着她离开列宁格勒地区,投奔了西伯利亚的远房亲戚。这是玛丽娅第二次走运,因为那时人们正从外地涌向列宁格勒,而后来都饿死了。
但她同乃乃去了西伯利亚这才幸免于难。
玛莎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加入少先队、共青团,与其他孩子们一起学习朗诵歌颂祖国的豪言壮语:“为了我们幸福的童年,谢谢您,亲爱的国家。”至于父母,她当他们已经死了。直到乃乃临死前,才把爸爸妈妈的事情告诉她。那已是斯大林以后的时代。玛丽娅急忙跑去打听,而他们告诉她:她的父母已经迁居,现在某某地方。她立即动身去找他们,发现他们还活着,只是活得很惨。从劳改营出来后他们也找过她。他俩先后死在她的怀里。
但玛丽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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