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6月6日，云南，昆明。
云南新军的编制原本是“云南陆军混成协”，因为丁未革命的压力，去年清廷陆军部委派了崔祥奎为统制，随带北洋军校毕业生百余名入滇，补充军费、辎重，将云南新军扩编为“镇”，番号为“陆军第19镇”。下辖37、38两协，每协两标，每标3营，每营官兵536人，加上镇直属第十九炮兵标、马标、工程营、辎重营、机关枪营、陆军警察营、军乐队等，全镇官兵1。3万人（原时空是1。09万人）。
说句公道话，第19镇还是很有战斗力的，不比北洋六镇差多少。锡良在四川时长期受到星科的信息轰炸，眼界扩展了不少，再加上受到共同社先进装备的刺激。所以老锡去年在云南练新军的时候，就组建了专门的机枪营，装备了50多挺马克沁重机枪，这比北洋都先进。
但是统制崔祥奎却是北洋派军官，大头的亲信。他自恃钦点，十分轻视军中的川、湘、云、贵籍的军官，造成19镇内部派系不合，矛盾重重。而且在李经羲任云贵总督后，奎哥也不把他放眼里，两人关系极差。
不过他们关系再差，那也是清廷内部矛盾，在隔壁科社党打过来的前提下，他们还是没有互相扯后腿，不过也仅此而已，要他们舍己为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比如去年年底的时候，为了防止湖南的革命党攻打贵州，李经羲就准备调动一个标过去，但奎哥死活不同意，因为他认为贵州不属于他的防区。幸亏湖南后来被温和得多的立宪派夺取了政权，要不然贵州说不定早就危险了。
等到科社党打湖南了，李经羲又旧事重提，他非常清楚，科社党可不像立宪派那么温柔，搞不好就要被爆菊的。但奎哥还是不同意，两人把官司打到了北京，还没等他们分出个子丑寅卯，文德嗣又在四川起义了。而文德嗣的起义速度远远超过所有人想象，还没等他俩商量出办法，四川的起义军就已经解放全川大部分地区，并分兵攻击云南、贵州。
一转眼，贵阳、遵义陷落，革命军的第一方面军又从湖南策应，攻克了思州府（岑巩）、铜仁府、镇远府和黎平。云南方向的东川（会泽）、武定也被攻陷，革命军的先锋距离昆明只有100多公里了。从现在的情况看，贵州基本上是没指望了，崔祥奎更不敢分兵，打算集中兵力坚守昆明。
从某种程度上说，革命军这个时候打过来还真不是时候，原时空参与19镇起义的大批革命派进步军官此时大多不在，他们要么在其他地方，比如蔡锷就还在广西干活，广西新练常备军第1标标统，兼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广西兵备处总办。要么还在国外留学，比如罗佩金、李根源、唐继尧、黄毓英、李鸿祥、谢汝翼等等，都还没毕业呢。
如果这些人在的话，19镇恐怕早就起义了。现在19镇虽然也有一些革命派进步军官，但并不占主流，崔祥奎带来的北洋军官又占了很多重要位置，革命派大都是些小角色，要么就是没实权，势力发展得很吃力。加上几个省的新军都是造反主力，李经羲和奎哥对19镇更是严防死守，这让他们根本没机会动手。
不过，这都是以前的情况，现在因为科社党的大兵压境，奎哥把他很多亲信都调到前线去了。他现在也只敢相信自己从北洋带来的亲信，川、湘、云、贵籍的军官他已经不敢相信了，星科公司对这几个省都有渗透，要是派他们去前线，天知道会不会临阵倒戈。于是对革命派的盯防也就没那么严了。
在昆明城西有一间豪华的大宅院，这里是王家的一处别院。当代家主王飞将是云南有名的狗大户，大地主兼大买办、大资本家。王家本来就是世代经商，前几代靠倒卖缅甸的翡翠发了大财，从上一代开始，又当起买办，从事进出口中介，到了王飞将这代，又玩实业了，搞起矿山、办起工厂。
王飞将本人也有个候补道的头衔，但他觉得这样都还不保险，眼红他家的太多了。他想了很久，觉得手里有枪杆子才最保险，就一狠心把三代单传的宝贝儿子王秋送去日本军校留学。可王大少爷是见过世面的，还是个军迷，对世界军事不算陌生，1902年他从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又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呆了一年多，就觉得日本水平不行，1904年就换到号称“陆军头号强国”的法国去留学了。
去年王秋从圣西尔军校毕业回国，王老板就去大佬们那里活动，给王秋在军队里活动个位置。他先找的是19镇统制崔祥奎，但奎哥本来就看不起云南籍的军官，何况还是个刚毕业的毛头小子。王老板当时来给儿子求官的时候，他就只肯给几个队级副职（副连级），还不是带兵的。
不能带兵的军官有个鸟用！王老板气鼓鼓的走了，转身就找到李经羲家里，他和老李关系很好，要不是儿子最想去的是新军，他第一个找的就是他。李总督果然够意思，二话没说就直接给了个管带，虽然不是新军的，但肯定是带兵的实权管带。没办法，新军的职务他也安排不了，奎哥正和他打擂台，怎么可能给他这个面子？
按理说，刚毕业就当个实权营长应该很逆天了。但王秋却气得不得了，因为这个管带不是正规军的，而是昆明巡防营的管带，呃，按后世的话说，也就是相当于昆明市城管大队长兼武警大队长再兼消防大队长（当时很多地方的巡防营都同时具有城管、巡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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