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人清洗蚝壳，”他有一张渔夫的脸，粗糙，凿着布列塔尼半岛多变天气的刻度，当他和莱昂说起像瘤子一样长在海边的加工厂时，脸就会皱起来，好像吞下了一整个柠檬，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大多数危机都是巴黎人造成的，“我的两个兄弟也在那里工作，他们本来是可以拥有一个养蚝场的。”他若有所思地吸了一口烟，“等我回去之后。”
对话往往在这里终止，他从来没有说过回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也许他会单枪匹马地把加工厂砸碎，也许会和其他人一样在那里找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记者，是吗，泰勒？”他问，“这会是个好故事吗？你会写我的故事吗？”
“是的，”莱昂把马铃薯皮倒进垃圾桶里，“很不错，洛朗。”
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期，大概是他十二三岁的时候，莱昂幻想着离开农场，沿着铁路走向西海岸，就像他在漫画里看到过的那样。画面里的天空永远辽阔，午夜的火车车厢里永远有善良的陌生人和温暖的煤油灯。漫画都是弗兰克舅舅带回来的，“流浪汉弗兰克”，父亲这么称呼他，但从来不敢在母亲面前这么说。这位卫理公会牧师和他那辆撞得坑坑洼洼的福特雷鸟总是在路上，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重新出现，又迅速消失。莱昂在谷仓后面的橡树下翻来覆去地看这些漫画，它们给了他一种错误的印象，仿佛旅途本身是一种积分游戏，路标清晰，奖赏明确，只要主角走得足够远，问题全都会神秘地自行解决。这可不是我想象中的旅途，莱昂想，双手撑着钢制水槽，防备着下一次呕吐。派翠西亚号在斯基罗斯岛东南二十海里的风暴里颠簸，水手们用西班牙语互相呼喊，大浪拍打着舷窗，发出令人不安的轰鸣。墙壁仿佛在他周围晃动，莱昂抓紧了水槽边缘，闭着眼睛，看在上帝份上，我只是个发报员。
他时不时就梦见木工商店前的狭长街道，出于某种蛮横的潜意识逻辑，他不能离开乌鸦的无头尸体，雪下得很大，如果仔细去看就会变成半透明的灰烬，天空泛出一种病态的猩红。脚步声清晰可闻，但除了变幻莫测的影子，他什么都没有看见。莱昂冷汗淋漓地在货船的小舱室里醒来，伸手去摸用胶带粘在床板背面的枪，确认它的存在。
假如他曾经希望过海因斯会奇迹般地在希腊等他，那这希望也在派翠西亚号到达佩特雷港的时候彻底破灭了。货船会在这里停泊一周，船长告诉他，如果他想到岸上去“看一看”，没有人会阻止他的。莱昂现在最不想做的就是在陌生城市里游荡，因此留在了船上，参与水手们没完没了的牌局，从洛朗手里赢来了半瓶白兰地，下一盘就把它输给了轮机长，水手们哄然大笑，有人使劲拍莱昂的后背。他们不是你的朋友，是泰勒的，他脑海里的细小声音提醒道，海因斯不会再出现了，你只能靠自己。
也许他在热那亚，莱昂和那个声音争辩道，不能太早下结论。
蠢小子，那个听起来很像母亲的声音叹息道。
——
普利斯科特已经十五分钟没有说过话了。
这十五分钟是从电报送进来之后算起的，一张普通的纸片，攥在秘书手里，像只逃不掉的幼鸟。“鞭子”看完之后划了根火柴把它点着，继而用燃烧的纸片点燃了香烟，大概是为了增加戏剧性，普利斯科特热爱戏剧性。办公室没有窗户，通风管嗡嗡作响，空气闻起来像陈旧的马尼拉纸文件袋。桌子上摆了四部电话，传言说其中一部直通兰利，领事想知道是哪一部。他在座位里挪动了一下，掏出皱巴巴的手帕擦了擦额头。
“不舒服吗，萨姆？”
“不是。”
“你一直。”区域调度员做了一个擦拭额头的动作。
“只是个习惯动作。”
“是什么导致了这个习惯？”
“不知道，活跃的新陈代谢，我猜。”
“压力，”普利斯科特用拿着烟的手点了一下桌子，像是要把这个单词钉到上面，“外交官和赌徒的区别只在于赌注，你们要价更高，而且要靠无线电来告诉你轮盘转出了什么颜色和数字。”
“这我可不太确定，米切尔。”
普利斯科特又不说话了，专心致志地抽着烟。领事思忖着自己为什么坐在这里，为什么还不能回斯特拉斯堡。每次他踏出大使馆分配的临时寓所，总会有假殷勤的“助理”用种种理由请他回去，假如领事坚持外出，那么“助理”会很乐意全程陪同。领事不能确定这群小豺狗听的是谁的指令，中情局还是大使馆的，恐怕没什么区别。
“鞭子”摁熄了烟头。“土耳其那边有些有趣的消息，萨姆，一家藏污纳垢的小旅馆发生了没有受害者的枪击案，你得注意，在这种旅馆里，枪击不是最令人震惊的，没有尸体这个事实才是。一般而言我们不会留意到这种小争执，但鉴于我们正在‘打猎’，当地联络处还是派人盘问了门房，你能想象他们发现了什么吗？”
不，领事温顺地回答，他不能想象。
“他们接待过一位麦卡伦先生，还有他年轻的侄子。”
领事又想用手帕擦脸，但这次他忍住了。
“你已经猜到了，传出枪声的自然是麦卡伦先生的客房，我接着得问合理的问题，不是吗，‘克里斯滕在哪里’，‘见鬼的海因斯在哪里’，还有最重要的，‘他妈的钥匙在哪里’，完全合理的问题，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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