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尼亚·日瓦戈？”
“不错，就是在鄂木斯克的你的弟弟叶夫格拉夫。你的异母兄弟。你昏迷不醒的时候，他总是来看我们。”
“穿了一件鹿皮袄？”
“对，对。这么说，你在昏迷当中看到了？我听说，他在什么地方的一幢房子里的楼梯上遇见过你，他说过。他也认出了是你，本想自我介绍一下，可是你让他觉得非常可怕！他很崇拜你，到了迷恋的程度。是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的这些东西！大米、葡萄干、白糖。他已经回自己家去了，还让我们也去。真是个让人猜不透的怪人。我觉得他似乎和当权的人有些瓜葛。他说，应该离开大城市到别的随便什么地方去，销声匿迹地呆上一两年。我和他商量过克吕格尔家那地方怎么样。他极力推荐。因为那里可以种菜园子，附近就是森林。决不能就这么像绵羊一样窝窝囊囊地坐以待毙。”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日瓦戈全家出发去遥远的西伯利亚，到尤里亚金市附近原先的领地瓦雷金带去了。
第三章 旅途中
已经到了三月的最后几天，一年中开始暖和的日子，而送来的却是春的虚假的信息，每年在这以后还会急剧地冷起来。
格罗梅科一家正忙着收拾行装上路。在这幢住户大大增加、人数比街上的麻雀还要多的楼里，他们把这件事做得好像复活节前的大扫除一般。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度反对迁移。他并不干预他们的准备工作，认为这种多此一举的行动不会实现，希望在关键的时刻一切告吹。然而，事情颇有进展并且接近于完成，于是就到了必须认真地谈一谈的时候。
“这么说，你们都认为我不对，我们还是应该走？”他用这句话讲完自己的反对意见。妻子接过话头：“你说是再勉强凑合一两年，那时候调整好了新的土地关系，可以在莫斯科郊区申请一块地，开个菜园子。不过当中这一段日子怎么过，你并没说出个主意。这才是最让人关心的事，想听的正是这个。”
“完全是说梦话。”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是支持女儿的。
“那好，我投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同意了。“让我裹足不前的就因为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我们是眯着眼睛向下滑，木知道往哪儿去，对那个地方毫无所知。在瓦雷金诺住过的三个人当中，妈妈和祖母两个人已经去世，剩下的第三个人就是祖父克吕格尔，他如果活着也准会在铁廖后面当人质。
“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在森林和工厂方面做了一些手脚，装作把它们卖给了某一个冒名顶替的人或银行，也许和什么人象征性地办了过户手续。对这些勾当，我们谁了解？那些土地如今是谁的，我指的不是那该死的所有权，而是谁在照管？哪个机关负责？林木有没有砍伐？工厂还开不开工？最后，那地方是谁的政权，等我们到了以后又会变成谁的政权？
“对你们来说，米库利钦就是救命的寄托，这是你们常爱提到的人。可是谁告诉过你们，这位老管家还健在，而且照旧住在瓦雷金诺？除了祖父好不容易说出这个姓名才让我们记住了以外，对这个人还了解什么呢？
“不过还争论这些干什么？你们决定要走，我也同意。现在就是需要弄清楚这事该怎么办。不要再拖了。”
为了办这件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到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去了。
直穿大厅的一条两边有栏杆的小通道，使外出的人流不能走得很快。大厅的石头地面上躺着许多穿灰色军大衣的人。他们不住地翻身，咳嗽，吐痰，只要彼此一讲话，声音都异乎寻常地高，毫不考虑在共鸣很强的穹顶下面会造成多么大的回声。
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传染斑疹伤寒的病人。因为医院超员，危险期一过，第二天就让他们出院了。作为一个医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也遇到过必须如此办的情况，但是不知道这种不幸的人会有这么多，而且车站成了他们的栖身之地。
“您应该弄个出差证明。”一个系着白围裙的搬运工对他说。“每天都得来看看。现在车次很少，要碰机会。事情明摆着……（他用拇指在食指、中指上捻了捻）得用点什么打点打点。不花钱就走不了。哦，就这个……（他用手指弹了弹喉咙）这可是宝贝。”
就在这段时间前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被邀请去参加了几次国民经济高级会议，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则被请去给一个得了重病的政府要员看病。两方面都给了在当时来说是最高的奖赏——可以到刚设立的第一个内部供应点领东西的配给券。
供应点设在西蒙诺夫修道院内卫戍部队的一个仓库里。医生和岳父穿过教堂的和营盘的两道院子，直接走进没有门槛就从地面逐渐延伸下去的地下室，上面是石砌的拱顶。展宽了的地下室的尽头横着拦了一条长柜台，旁边站着一个神态安详的保管员，正在不紧不慢地称发食品，发过的就挥动铅笔从单于上划掉，偶尔离开一会儿去库房取货。
领东西的人并不多。“拿出你们盛东西的口袋。”保管员很快地看了一眼医生和教授的单子，就对他们说。他们看着往那几个用女式小枕头套和大靠垫罩做的口袋里装进去的面粉、大米、通心粉、白糖，接着又塞进了成块的猪油、肥皂和火柴，然后每个人又给了一块用纸包着的什么东西，到家以后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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